翻译批评是翻译实践的有益参照,是译作价值的重要呈现形式。简单地讲,翻译批评以对翻译作品的正面阐释传达对译作的理解,在译者与读者之间达成一种有效的沟通。同时,对译作文本和翻译现象进行价值判断,对翻译者的成败得失进行鉴别评说。近年来,随着翻译热潮的兴起,许多有识之士在翻译批评领域进行了不懈探索,对于保证和推动翻译事业的健康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总观目前翻译批评的状况,仍有一些倾向性问题不容忽视,特别是相对于方兴未艾的翻译热潮来说,翻译批评显得冷冷清清,捉襟见肘。
具体表现在:
- 批判性的缺失。
唱赞歌与“炒作”的盛行,致使许多翻译批评成了直接或间接的功利性行为,它们常常与译作“合谋”,葬送了批评的批判性、独立性和前瞻性,变成了译作的附庸和“装饰物”。笔者以为,这种批判性的丧失是目前许多翻译批评的主要缺憾。
- “方法论”的盛行。
纵观当代翻译批评的发展脉络,我们就会发现,许多翻译批评仅仅从方法论入手,一味地套用西方的批评模式,不断地翻新花样,不加选择地移植、挪用,简单地照搬、“硬译”。这种对所谓“方法论”的刻意追求,使翻译批评失去了批评的意义,这也是导致翻译批评困窘的重要因素。
- 对译作文本的游离。
许多翻译批评真正关注的似乎不是译作文本和翻译现象,而是假借文本批评的名义对“自我”进行阐释。这种只是借助于某一译作文本来抒写批评家个人胸臆的做法,直接导致了文本意义在批评中的丧失。在这样的批评面前,人们无法从中获得对文本的解读,在那里找到的只有故弄玄虚、张扬自我的批评家自己。批评家之所以成为批评家,是因为他有长于一般人的专业眼光。
所以应该说,批评家在批评活动中表述自己的某种认识是天经地义的。但是,批评家的主要任务毕竟是阐释译作文本和翻译现象。如果他的行为背离了文本存在和现象本身,或者人们通过他们的批评文字无法达到解读文本及现象的目的,那么,翻译批评家就会由此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第四,过分的抽象化。翻译文本和翻译现象之所以需要批评,是因为人们在理解文本与现象的过程中需要它的正确引导和帮助。但目前的翻译批评中,大都使用极其抽象化的语言,文中罗列的是专业性极强的概念术语。在这里,没有一般化的描述,没有感觉化的语言,没有通俗化的解释,常常使读者不知所云,进而失去了对翻译批评的接受能力。
翻译批评势必要影响翻译行为,翻译批评的空泛、随意与贫乏,必然会给翻译实践带来不良的后果。若认真观察一下当今我国的译坛,我们就不难看到繁荣背后潜伏着的重重危机:有的译者对原文一知半解或不求甚解,就轻率上阵,致使译文质量低劣,让读者望而却步;剽窃、抄袭、假冒之作堂而皇之地在图书市场登台亮相;外国版权的引进与管理出现无序和恶性竞争状态,等等。当然,这些问题的存在有着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不能仅仅归咎于翻译批评。但这种状况,必须引起翻译批评界乃至整个社会的高度重视。勿庸置疑,目前翻译批评正面临着新的定位、整合与抉择。翻译批评要尽快摆脱目前的困窘状态,当务之急是努力倡导科学的批评精神,建立独立的批评理论体系,确定规范化的批评标准,扩大开放的批评视野,履行指导性的批评职能,营造活跃的批评氛围。具体实践中应着力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工夫:一、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树立正确的翻译批评观。
事实表明,翻译批评是一项复杂的社会文化实践活动,它直接担负着世界文明成果引进的质检、验收、检疫等使命,翻译批评的质量如何,实际上涉及到中华民族的文明能否注入健康血液的大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做好翻译批评工作的重大意义,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扎扎实实地做好这项工作。要坚持用历史的、发展的、联系的观点指导翻译批评实践。翻译批评的复杂性和指导性特点,要求翻译批评者必须把握译坛脉搏,紧跟实践进程,时刻关注译坛状况、译作文本以及世界文化、民族文化的发展态势,把握原作者、译作者和读者等多层面审美情趣的流变轨迹,寻求真正适合翻译规律的批评原则和批评标准。由于我国的翻译批评派生于文学翻译理论研究,因而用文学翻译批评的方式,来涵盖或替代其它文体翻译批评的倾向一直难以改观,这就使翻译批评脱离了面广量大、文体多样的翻译实践,陷入了形而上学和简单化的泥潭。这是因为由文学、社会学、民俗学、宗教、历史学、文化学等组成的社会文化系统不能代表科技、经济、法律等学科的实际内容。同时,科技翻译与文学翻译在思维方式、翻译心理、译介过程、文本背景等方面均有不同,其它诸如法律翻译、新闻翻译、经贸翻译等又各具特点。因此,翻译批评必须在揭示一切翻译实践的内在规律上下工夫。众所周知,唯物辩证法是指导人们进行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活动的唯一正确的方法。在翻译批评发展尚不完善的现阶段,只有运用哲学思辨,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我们的翻译批评实践,才能树立科学的翻译批评观,才能保证翻译批评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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